毛泽东死后其政治路线失败的直接政治条件
对这些条件我只想说几句。第一，华国锋是通过政变获得政权的。这—政变开始了一个政局转折，它导致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代替了以前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路线。这些最重要事件的顺序是人所共知的。还有其它一些事件我们了解不多或了解甚少。我只谈如下几点。
毛泽东1976年9月9日刚刚逝世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围绕着到那时为止所遵循的政治路线的团结自来还未公开破裂。所有的领导人都参加了9月11日-18日举行的毛泽东的追悼仪式，而王洪文是治丧委员会的成员。
9月18日，华国锋在讲话中再次肯定了革命路线的基本理论。他指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矛盾。他再次肯定了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特殊性的理论。他引用了毛主席对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的提法：“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在同一讲话中，华国锋还指出，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的复辟阴谋，批判了他们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补充道，必须“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在后来的日子里，领导人中间出现了紧张的迹象。看起来华国锋好像在9月19日拿到毛主席的亲笔文件，29日（在政治局？）一次激烈的会议上，华国锋指责那四个人篡改了毛主席的一些讲话。然而在9月30日的晚上，全体领导人都出席了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的一个“座谈会”。[24]
在10月初的几天里，如果你仔细读报纸就可以察觉到出现了不同的提法。10月6日华国锋依靠警卫部队和华北军事领导人，发动了政变，逮捕了那四个人（据说他们仍活着）。在这些行动中，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被打死。北京工人民兵头头马小六也被打死。[25]（注：这是当时的误传。）10月8日，在极其可疑的情况下，一些公认的领导机构的成员被剥夺了自由。其它人也遭到逮捕的威胁。华国锋“自己”指定自己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并保留总理职务。同时，他自我授权垄断了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和解释权。所有这些决定都是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而实际上中央委员会并未开会。[26]从10月10日起，开展了反对那四个人的运动。他们被指控为“修正主义”、“策划阴谋”，同时发出要求遵守纪律的呼吁。
暂时，华国锋的主席“任命”在报纸上谨慎地发表了。[27]但直到10月21日才举行了大游行“欢呼”华的“任命”和“庆祝粉碎四人帮”。就在那时，完全违反历史事实地宣称毛是反对那四个人的。10月28日，张、姚、王被撤掉在上海的一切职务，而批邓仍被正式保留在日程上。[28]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10月25日的联合社论力图“证明”中央委员会“任命华国锋为党的主席是遵照毛主席1976年4月30日作出的决定的。这一说法证明在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关于这一任命是否合乎手续的疑问，因此需要赋予华另一种形式的“合法性”，即由毛主席亲自指定。实际上，对于按照自己的章程行事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一“合法性”是不适用的。此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作为依据；因为毛的那句不断被引用的话“你办事，我放心”——既没有说明是对谁讲的，也没有说明要他办什么事情。
总之，从10月底起，华国锋便以毛主席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出现，并开始树立一种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此后他的照片日益增多的与毛的照片并排出现。[29]
从11月开始，对遵守纪律的要求变的更加经常了，还通过一项决议来重建“工厂的合理规章制度”，同时开展了对那四个人的中伤、诽谤运动——这一运动是如此明显的虚伪，对之根本无需作答。它只能使负责这一运动的人自己名誉扫地。[30]
11月底，停止了对邓小平的批判。[31]12月，唯生产力论的口号日益经常出现。
1977年1月，报导了几起要求邓小平复职的游行。2月份，外交部长黄华说，邓将在“适当时机”复职。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议，邓应予安排工作。也就在这时，“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开始了，同时宣布了加快实现农业机械化。实际上，邓那时似乎已经恢复了政治活动。
至1977年6月底，《人民日报》赞扬了邓以前曾被批判的观点，并支持了他对革命路线（现已被说成是那四个人的路线）的批判。
最高层的形势逐渐发展到这一地步。邓公开地回到政治活动中来了。在三中全会上（1977月7月16-21日）华被正式任命为主席，邓恢复了他过去的一切职务。在党的十一大上（1977年8月2-18日），邓致了闭幕词。
这样，在罢官16个月之后，邓又官复原职。中国老百姓对所发生的事情未得到任何真正解释。他们只被告知，这两个自相矛盾的决议都是由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是政治局“一致同意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二个决议是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一致同意恢复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职务”。
但是这个180度的大转弯并不是平静地进行的。这是警卫机关起了很大作用的激烈阶级斗争的顶点。虽然有关他们的作用和所使用的各种镇压方式的正式消息很少，但当我们集中起我们所占有的材料（包括直到最近才从中国回来的外国人提供的消息）时，可以很明显看出，这种镇压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大规模进行的。在我们掌握情况的所有省市中，不仅有逮捕，还有处决，看来后者为数极多。[32]特别是在1977年底，报刊也强调了公安机关的作用（例如《人民日报》11月27日，28日）。
1977年一年中；伴随着镇压的是党内的大规模“清洗”。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也很少，因此我们无法估计它的程度。但根据一些从中国回来的曾经同相当级别的干部谈过话的旅行者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干部进行“清洗”，主要是那些文化革命期间从下面上来的干部，伴随这一清洗的是以前被清洗的大批干部的复职。因此，到1977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成分比起1976年10月来说距离很大，而更接近于1965年的情况。
与右翼分子复职的同时，我们注意到邓小平的位置得到了加强。他的亲密同僚们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关键岗位，主要的有中央组织部，（决定所有党的机关干部的任余、调动、提升和免职），[33]其它中央各部和一些省。
同时，更多地强调生产，“生产”先于阶级斗争（《人民日报》，1977年12月12日）。伴随这一过程的是新的批判对象。这些对象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定，但人们能够从提法的改变中看出一些眉目。例如，号召批判“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的提法现在通常去掉刘少奇的名字，而且不止一次地表明：“我们不仅要反右，而且要反‘左’”——这最后一个字是带引号的，说明它并不是指真的左。这种说法看来旨在为新的批判运动开辟道路。正如登载这一文章的《人民日报》（1977年12月12日）所补充说明的那样，“不少人不能辨别真左和假左。”1978年初，这一运动继续进行，特别是在军队报纸上，（不指名道姓地）攻击“那些风派人物”最善于“180度大转变”[34]，现在力图加入对那四个人的批判，以逃脱他们自己的责任。如果肯定这一方向，那么一定会导致一次新的清洗。这次清洗将打击那些积极批邓、又以同样的热情反对那四个人的人。[35]
如果我们要了解直接导致政变发生的条件，并获得对这一事件某些后果的一些看法，那么回顾一下伴随1976年10月政变以及政变之后发生的一些事件是完全必要的。但这并不能解释这些“事件”为什么会发生——他们是怎样由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所决定的，以及这些变化为什么会发生。在最后一节中将试图回答其中一些问题。
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和修正主义路线的胜利
我已经否定了一个过分简单化的“解释”，即认为中国共产党采取新的路线是由于以前的路线“经济上的失败”。这一解释是根本错误的。事实上，如我们所看到的，1966-1976年的全面经济“资产负债表”是很积极的。当然也可以认为本来可以、甚至应该更好些。在今后的几年内肯定会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但绝对不能证明不放弃革命路线就不能加快速度，只要对这条路线加以整顿就行了。据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放弃这条路线不能说成是出于“经济的必要性”而只能说是由于阶级力量对比的剧转所致。没有1966年-1976年的真正“资产负债表”，试图说明在这些年中过去的路线是如何能够或是应该得到纠正是不可能（也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广泛的讨论和社会实践才可能具体地清除革命路线更为深入时所产生的错误。然而既无广泛的讨论，也无社会实践。
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很突出的。上海市是一贯贯彻革命路线的城市——它受敌对分子的干扰最少。这些分子嘴里附和而在实际上破坏它。上海的经济成果甚佳。那些在中国居住过的人，凡是在上海和其它城市的工厂工作过的，一般都说上海工厂里的工作和生产气氛同其它地方一样好，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常常比其它地方还要好。
然而革命路线的失败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能把失败仅仅归咎于这一路线的反对者的“伎俩”、“狡猾”和“厚颜无耻”。这些因素当然是起了作用的，但却不是主要的。如果一条路线失败了，这是由于它本身在第一方面是失败的。考虑这一失败的实质和原因是很重要的，这最终应当从阶级关系的高度去寻找。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应得出不仅对中国有影响，而且适用于更大范围的答案。
我再说一遍，目前我们只能得出部分的和暂时的答案，但这也许会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研究的起点，其中也包括批判现在提出的答案中那些被证明是错误的东西。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我们提出充分答案的最主要障碍是缺乏对当前中国的阶级分析，而中国共产党也还没有做出这样的分析，这是一个严重的具有重大意义事实。那四个人当中的某些人试图填补这一空白，但没有成功。他们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他们没有充分掌握足够的对过渡时期社会结构作阶级分析所需要的理论观点。这一不足表现为一种倾向，即给现代中国资产阶级下定义时，不是按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而是按他们的意识形态或政治路线——或者充其量不过是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影响的分配关系来划分。从根本上说是把资产阶级当作上层建筑的产物而不是经济基础的产物。
这一不足是由于使用（和马克思主义相矛盾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一概念而造成的；这一概念本身被看作是上层建筑的变化对于经济基础所产生的影响。
造成这一理论上的不足有许多原因，特别是由于缺乏不受现成公式的影响进行广泛的讨论，和由于革命路线的反对派为了反对进行这一阶级分析的任何企图而发起的猛攻。资产阶级要保护自己。所以，那四个人的罪行之一就是他们要在中国进行阶级分析——据说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毛泽东早已做过这种分析了——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缺乏对现在中国的阶级分析，妨碍了充分理解最近几年来阶级关系发生的变化，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它也是革命路线失败的原因之一。如果不知道这些阶级关系是什么，就不可能以革命的方式来改变这些关系。一个执政党如果缺乏这种知识，尽管它力图使“经济现代化”，最终也只能保持现状。[36]
没有任何党的文件对当前中国的阶级和社会阶层、工人阶级内部的社会差别[37]和人民公社内部的社会差别[38]，做出唯物主义的分析。这一局面的严重性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缺乏对新的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表现在使用陈腐的贴标签办法上面。这类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在人民公社成立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使用贫农、中农、上中农，富农和地主等成份项，而这些成份，还是公社成立时的那种含义。[39]而今天这些成份除了作为当前阶级和社会阶层分析的荒谬的替代物以外没有任何作用。同样地，不是对不同路线的阶级基础作真正的分析，而是以贴上以同样标准区分的标签的方法来谴责“被批判”的路线。其结果只能是不断地重复对立路线支持者的那些千篇一律的罪状。
这里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1976年，一篇题为《伟大的胜利》的文章（4月10日《人民日报》）宣布说；邓小平的社会基础是由与资产阶级和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有紧密联系的“党内走资派”组成的。另一个例子是，1977年曾接受这一分析的华国锋在他的十一大报告中指出（当时邓小平就坐在他旁边）：那四个人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
这种提法说明领导没有能力或者拒绝在全党和全体人民面前对被批判的政治路线做出严肃的阶级分析。如果确实有这样一种分析却被当作“秘密”来保守（这种可能性不大），那么，这个政党就不配自称是领导广大群众的党。事实上，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本没有做出任何基本分析。结果，除了重复那些陈词滥调之外，拿不出任何更为像样的东西。[40]
当然，造成近年来党内分裂的有关重大问题的斗争并不受一项严肃而精确的阶级分析的引导，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这些斗争和深刻的阶级分析不相一致。但它的确意味着。这些分裂被直观地、普遍地加以理解，因而并不敏锐也不细致。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划分正确的界线，以妥善处理次要矛盾（它很可能因此而带上对抗的性质），从而安排好跟完成社会主义过渡所需要的阶级联合相符合的妥协。
文化革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突飞猛进的历史（从1966年5月到1967年2月[41]），随后是一系列的退却和新的进攻。这些退却主要是由于左派没有能够缔结基本的妥协和形成必要的阶级联合。毛泽东把文化革命的第一次退却归罪于上述没有达成基本妥协和形成阶级联合。这不仅影响了政治力量的对比，还影响了阶级本身之间的关系。[42]
一些现在被说成是对那四个人的批评的毛泽东语录——都是断章取义又加上了适当的注释——实际上是毛给他们的忠告：不要孤立自己，不要搞宗派主义，不要操之过急。这些忠告和毛泽东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者抓刘少奇、邓小平的批评，有着根本的区别。
撇开策略问题不谈（这关系到政治力量的对比），我觉得，在革命路线的失败中起决定性因素之一，就是他们没能正确处理好知识分子和干部的问题。没有这样作的后果之一是：这四个人经常是更倾向于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和除掉他们的对手，而不是贯彻一条具有充分建设性的政治路线。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者们却显示出他们能够在工人群众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各种不同形式的联盟（特别是不同形式的“三结合”小组），但是他们并不总是能够正确处理这一联盟的内部矛盾。结果，他们总是倾向于以高压政策来代替政治领导。
于是对抗发展了，由此引起了在左派的支持者这一方面的折磨人和欺凌人的措施，甚至于镇压行动。这些常常不是针对真正的敌人而是针对那些仅仅被怀疑是敌人的人。经常采取这类行动的家伙常常并非真正的革命者——他们只是一些表面上靠近左派，实际上企图利用左派的威望来满足个人目的的机会主义者。
此外，甚至左派的领导人也对科学家们和艺术家们采取一种宗派主义的态度，以至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学艺术的充分进步的道路上设置了障碍。阅读外国刊物和书籍的权利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也表现在一些从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出发支持革命路线的积极分子的恶习上）。在对所有文化、电影、戏剧和类似作品的出版要加以严格控制的借口下，允许问世的新作品数量很少。在科学领域里，出版的著作数目大幅度下降，大部分科学刊物停刊，甚至连进图书馆也被严格限制。
正如我所说过的，采取这些措施的也许是革命路线的反对派，他们以革命路线的名义进行活动，实际上是妄图对它造成危害。无论如何，这类措施不只是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化生活遭受了无谓的损失，也使知识分子们感到受了欺侮，很可能到最后还遭到一部份群众的谴责。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是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拒绝支持革命路线，或仅仅口头上给予支持。
革命路线的支持者们并没有及时改正那些导致他们和知识分子的矛盾发展的行为，反而陷得更深。高压政策和镇压措施一个接着一个。由于这些措施被提到的次数太多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在此加以重复，即使这些说法是夸张的。毫无疑问，基本上说来，它们是符合某些事实的。
综上所述，我想我们能够接受阿什莫奈特在他写的题为《靠高压来实现革命化》一书中的提法：“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盟并没有充分形成。在某种程度上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和缺乏谅解甚至正在加深”。[43]
高压政策的成分一旦进入应该是联盟的东西，它就要蔓延。最后，高压政策也会加在一部分群众身上，使不满情绪增长——例如，在那些被强迫下乡落户的年轻人中间，还有他们的家庭中间，没有人令人信服地解释过他们之所以应该下去的原因，他们对此也没有充分的准备。[44]
群众的团结因此无法发展。不允许群众发表自己的意见，越来越多的“代言人”便出现了，他们代表群众独立地行动．每次发生这种事情，结果总不是健康的，它为在“自由化”旗帜下进行修正主义的反扑准备了条件。
在这期间没有一个居住在中国以外的人能够造出一张这些年来真实的“资产负债表”。然而，认出这些斗争的某些特点是可能的，并且在此基础上，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们都以革命路线的失败而告终。
这些斗争的特点之一当然就是它们通常是以宗派主义的方式进行的。这种宗派主义之所以产生，部分地是由于缺乏真正的阶级分析，有了这种分析，才能使他们有可能正确划分阶级并形成联盟。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把马克思主义观点公式化以至形成教条主义的结果。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布尔什维克思想体系的蜕化形式继续存在的影响，这一思想蜕化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最后竟使马克思主义走向反面。[45]
中国修正主义同样受其影响。但和革命路线的情形相反，它和这一倾向本身的目标并不抵触；革命路线则缺乏它所需要用来高度连贯地发展其活动的理论观点。中国的修正主义丝毫没有对这种情况感到难堪，正相反，这反倒使它能够利用那些既是教条主义又是折中主义的观点。
这一折中主义使得修正主义路线看起来不那么带强制性，因此，毛泽东逝世后，知识分子中的不满连同群众中的某种厌倦情绪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加上他们害怕发生内战）在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者们发动政变之后，起来护拥修正主义路线。
有助于解释革命路线失败原因的近几年来斗争的特点之一是，斗争带上了强烈的各人色彩。这种斗争的个人化最后达到了名副其实的“对毛的个人崇拜”。这种崇拜也许在短期内起过某种积极作用，但从全面考虑，它是一种深刻的消极现象：它使一些聪明的修正主义领导人能够躲在据称名向他们表示过的信任后面，“以他的名义”说话，或者宣布说他们是他的“继承者”。林彪和华国锋的例子表明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假设的可能性。
这里谈到的这种可能性基于这一事实，即当斗争变得个人化时，不是主要表现为原则问题和路线问题的斗争，而是表现为一心想夺取某些位置的私人之间的个人争夺（尽管通常常总是声明这些斗争是路线斗争），而且这适用于各级领导。
此外，这种现象显而易见地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因素。“夺取政权！”的口号经常导致把政治斗争变成地位角逐。[46]在这场角逐中，对占据这些位置的人进行的个人攻击的成分常常大于原则斗争。然而，这种以个人之间的斗争代替改变阶级关系的斗争的作法，最终只能在群众中造成漠不关心和厌倦情绪，因为群众无法了解这类斗争怎么会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者们乘机利用这一厌倦情绪，标榜他们自己是恢复“秩序”和“安定”的人。实际上，他们一旦在中央取得权力，便从事最恶劣的迫害、清洗和争夺地位。当然这一切并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他们是背着群众偷偷搞的。
对所有这些还可以作一点补充，那就是政治斗争经常是微妙的这一特点。这里我仅举一例。“批林批孔（批判林彪和孔夫子）运动”看来有好几个靶子，要看不同时间和参加运动的人而定。这些靶子中不仅有林彪和孔夫子，而且还有周恩来，那四个人，邓小平，也许还有其他什么人。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理解这样的“讨论”的意义，而对其他人来说，要求他们承担关心和参加讨论的义务，最后只能变得无法忍受。
某些斗争的微妙性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发动这些斗争的人们并非真正力图使群众参加这些斗争。这些斗争只不过是在那些为了得到他们的支持而“求助于群众”的领导人之间开展的，但利害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一内容却很少向群众做出明确解释。用同样的帽子来扣鼓吹根本不同政治路线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一微妙性的一个方面。被扣以各种通用帽子的前领导人被抬出来作为发泄公愤的目标，也就是说，没有人向群众真正解释症结何在，没有人帮助他们登上政治舞台并且坚持住，不被赶下来。在这一点上，上海公社这一插曲就显得格外有意义了。
上海公社：它的迅速消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含义
这里我们必须回顾一下。因为上海公社容易被人忽视，而他在理论和实践上却有颇大的重要性，所以这就更有必要。我首先要回忆某些事实。
1966年11月以后，上海（和其他一些工业城市，主要有天津和东北一些地方）的专搞文化革命的工厂委员会的数目迅速增加，这些委员会在企业中建立了“双重权力”，他们是按中央文革小组十二点指示批准的机构。[47]
在上海的工厂里，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权力和主要由干部组成的生产部门的权力并存。12月底，后看瓦解，而工厂委员会则发展成为群众革命组织（称为“司令部”）。虽然它们内部还不统一，但它们一致反对它们称之为修正主义的当时的市人委领导。1967年1月初，在百万工人参加的集会之后，市人委垮台了。[48]
1月9日，32个组织联合发表了称为“紧急通知”的东西，它提出了一系列的章程，显然是在为一种治理机构的新形式作准备。全中国的报刊都登载了这一文件，毛泽东亲自把它树为样板。1月22日的《人民日报》评论说。“在所有革命群众掌握自己命运的方法中，归根到底唯一的方法就是掌握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我们工农兵群众是新世界的当然主人！”[49]在这个城市的墙上出现了标语：“一切权力归公社！”
然而，发展需要时间。直到2月5日，公社才在一个百万工人出席的大会上宣告成立。发言人宣布说：“上海市委和市人委已经完蛋了，一个符合毛主席的教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原则的新的权力机构已经建立起来了……”[50]
然而上海公社并没有得到中央报纸的喝彩，其它一些城市的公社，如太原公社的成立也是如此。这就是说，中央政权既不承认公社，也不正式否认它。二十多天后，以张春桥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诞生，公社不复存在了，而起初张春桥曾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建议和所有发起组织的批准，参加了上海公社的工作。
就这样，在上海和其他城市里，公社这一形式，虽然《十六条》里提到过它，却被抛弃了，代之以革命委员会的形式。
没有提出过任何说明这种改变是有道理的真正论据，但是主要是在张春桥2月24日的讲话中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理由。在那次讲话里，他间接地提到了毛泽东对上海公社这一创举的评论。[51]根据张的说法，毛泽东并不是非难公社的原则，他只是怀疑公社是否是按正确的程序成立的。而且他怀疑这个模仿巴黎公社的样板是否能为上海这个最先进的工人阶级中心以外的地方所接受。他同样也担心全中国都宣告成立公社所引起的国际问题。这些意见并不很令人信服，并且与其说是论点，不如说是疑问。不管怎么说，这并不是对公社的谴责，只不过是要求小心谨慎而已。
实际上，毛所提出来的原则问题是党的问题。看来使他感到十分不安的是给干部们指派的角色和一些造反派要“打倒一切当权派”的趋势。他问道：“我们是否还需要党了？”然后他回答说：“我想我们还是需要的，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坚强的核心来使我们在要走的道路上更为坚强。共产党或社会主义党，你愿意怎么叫就怎么叫吧。反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党。这一点是绝不能忘记的”。
问题发生了。曾经支持过公社这一政治形式的中国共产党革命领导人，怎么会在实践上又倒退回原来的态度，声称中国对接受这一政治形式还没有作好准备？他们又怎样开辟一条以一系列退却为特征的新道路？这一系列退却因局部的、越来越无力的反攻而中断。
就文化革命的具体开展来说，应该考虑两方面的事实。首先，（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各类革命组织很明显已无法联合。他们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并且热衷于搞垮对方，从而存在着造成混乱和大批打倒正直和忠实干部的危险。1967年7月，毛泽东谈论了这一形势，那时他批评了大多数斗争性最强的文化革命支持者们所表现出来的不能团结和联合他们应该与之取得协议的人的现象。[52]
事实的第二个方面是最高领导人中间的大部分党员对1967年初发展形势作出的消极反应。这些党员基本上没有采取革命立场，他们敌视文化革命，只不过没有公开这样说罢了。因为他们是多数[53]，所以他们呼吁“温和”是有人听的，要不是这样，党的团结早就完了，甚至连党本身都不复存在了。
谭震林1967年1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表达了许多革命老干部的态度，他说：“你要不要党的领导？你想把老干部都毁了呀？我在这里以全体革命老干部的名义说，我宁可坐牢杀头，也不愿眼看着我们这么多老同志遭受屈辱而保持沉默。”[54]
由于大部分老干部的态度和保持党的团结和生存的愿望，使得政治局不得不“缩小打击面”，并确定个别对象；刘少奇、邓小平和少数其它官员。另一结果就是人民解放军和它的领导人林彪被赋予了特殊的作用。从那时起，正是解放军（通过它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确认哪家是“真正的左派群众组织”，引导他们实现大联合，同他们一起左右整个运动。[55]
这些决定导致群众运动的消亡和军队领导人在党内和国家机关里的影响越来越大。[56]1969年在党的九大，军队领导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被选入政治局的25名成员中，14名是人民解放军的将军。标志文化革命初期特点的群众运动被自上而下组织的批判运动所取代。1971年，聚集在林彪周围的军队领导人对革命潮流带来的威胁太大，以至林彪被粗暴地消灭了，但这并不能使革命潮流在党内成为代表多数的倾向，它的代表在政治局委员会中大约只占三分之一。
革命路线的支持者们并没有成功地使他们在党内的地位加强到足以防止越来越多的右翼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复辟的程度。结果，解放军和公安机关起了决定性作用的1976年10月政变成了在政治舞台前沿酝酿数年之久的这一过程的高潮。在许多不同的群众运动的组织形式中，受上面领导的组织享有优先权。这对这一过程十分有利。这和放弃公社这一政治形式也有联系。
然而这些事件的展开并不足以说明放弃革命路线或是这条路线最终失败的原因。要说明这些事实需要研究党和群众组织，特别是和公社性质的组织的关系问题。这些组织是劳动群众的权力机构。在这些关系中有很多矛盾的东西。就拿一件事来说吧，劳动群众远不是自发地团结和表现积极的。这一情况反映在群众内部矛盾的发展上，使之有必要发动一场思想斗争，以便能使无产阶级和群众中的先进分子起到有效的领导作用。这就引起了一个处于各种矛盾之中的革命政党所应起的作用问题，这些矛盾可能会导致群众分裂，甚至会引起他们中间所出现的不同思想和政治倾向间的对立。
党和群众的矛盾关系同样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权力是掌握在人民群众、他们的组织和先进分子手里，还是掌握在党的手里？换句话说就是：劳动人民是行使权力的主人，还是由别人替他们行使权力（假定执政党在不受劳动人民有效控制的情况下能继续为他们服务）？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认为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和政治形式。同样，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说过苏维埃是劳动人民的权力机构。这两本著作甚至根本没有提到革命政党的领导作用。列宁在1919年就已注意到了一个消极的事实，即苏维埃并不像它应当做的那样，成为“劳动人民的政府机构”，它成了“并非全体劳动人民、而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的，替劳动人民代行的政府机构。”[57]这种形势并不是注定会改变，它导致了苏联劳动人民权力的完全丧失。
在1966年8年8日发表的《十六条》中，中国共产党不那么明确地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一方面，提到了巴黎公社的制度。据说，文化革命中涌现出来新的群众群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第九条）。另一方面，据说由于有了这些组织形式，“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正在自己教育自己”。如果权力真正掌握在群众手里，党的领导是通过党员的工作来体现的，这一工作是采取说服和解释的形式而不是以高压手段强制行使权力，那么这两种提法并不矛盾。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66年8月12日通过的公报所说的：“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关键在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不要怕出乱子——反对制造许多框框束缚群众的手脚。”
用革命委员会来代替上海公社这一形式、解放军在挑选群众代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委任这些代表担任革命委员会职务的方式，都意味着放弃了1966年8月所明确采取的方向。
正如我们所见。放弃这个方向是同党的领导内部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革命路线的演变相对应的。[58]这也是由于群众组织在对待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对待很多干部的态度上不能联合、不能避免派性活动所造成的。这一演变以及这些作法看来和关于党的作用的某种主导思想有关，即认为应把党的观点强加给群众而不是对他们进行说服。同时，这些出同斗争的“个人化”有关、这两种现象是同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起主导作用的社会关系的实质缺乏有力的分析分不开的。因为这些关系被称为是“社会主义的”。[59]
这一论断妨碍了改造社会关系这一长期斗争的发展（因为它们已经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的”了。）它还会造成以个人冲突来代替改造社会关系的斗争，而这些冲突的发展会使小资产阶级分子突出出来，而那些对于“追求地位”不感兴趣的工人阶级积极分子反而被埋没了。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路线的支持者有时不得不试图从小资产阶级分子中间去寻找支持（这些人必然是不稳定的），有时为了避免由小资产阶级的干扰而引起的混乱，他们又转而依靠解放军干部或地方干部，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投修正主义分子所好，从而削弱了革命路线。
我认为，这些因素说明了文化革命所曾遇到的限制，也说明了毛泽东死后革命路线遭受失败的原因。
“思想遗产”和它的活跃作用
前述评论在某种程度上同从三十年代末期布尔什维克思想体系的蜕化形式中引出来的“思想遗产”有关，也同斗争的“个人化”以及封建的残余意识有关，中国现在仍旧是这一残余意识的继承者。
有必要弄清楚，为什么这些“遗产”会得以保存下来。使这些“遗产”仍然起作用的社会关系中的那些因素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风尚是些什么呢？为什么对布尔什维克思想的蜕化形式所进行的批判没有充分展开呢（尽管毛泽东的某些著作开始进行一定程度的批判）？为什么这一批判所要求的新风尚没有占统治地位呢？
显然，要回答所涉及的方面如此广泛的问题是不容易的。在这里我只能提供几点想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在思考如何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时的一些片断的想法。
首先，我注意到某些社会关系并没有受到系统的、实际的批判，而正是这些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出来，限制了毛泽东路线的作用，助长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反扑。这些关系的核心是：（1）存在于党和国家机器里面的等级关系（更确切地说，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关系）。（2）国家机器不同部分之间互不联系。（3）党的基层组织之间相互隔离，它们之间不能正常联系，只能和上级组织取得联系。这种隔离和互不联系给了党的上级机构以实权，并保证那些典型的资产阶级关系不断再生产出来，而这些关系的特点就是等级制和秘密性。它使得群众不能任命或者罢免官员。其结果是，后者就不可能是人民的公仆，因为他们属于一个统治群众的机构系统。
这些政治关系是有它的经济基础的，这就是未被改造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这种关系又反作用于经济和社会再生产的条件，使得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有可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在这一点上，文化革命中对直接的生产过程所强制进行的部分改变由于没有对再生产过程进行根本的改造而受到阻碍。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如制定积累累和各部门之闻投资的分配等）继续不受直接生产者的控制，而他们充其量也就是在经济计划的一些具体细节方面被征询意见。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是稍微得到了一点克服，而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则继续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同资产阶级政治关系相对应的经济关系是由分配关系上的不平等构成的。这不仅是八级工资制的问题，而且也是分为30级的报酬等级问题。这里也涉及到党政干部享有的特权，它随着一个人在这一等级制中的晋升而增加。这些特权包括例如使用公家的汽车、比较宽敞舒适的住房，甚至于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还能拥有别墅和去特别商店购买东西（衣服和某些耐用消费品，如电冰箱、收音机、电视机、照相机和录音机等等）。对于中央一级的领导干部来说，这些特权扩大到拥有几座别墅，免费乘坐飞机进行个人旅行等等。[60]
干部们的这些特权在最近18个月中的一场并非象当局所希望的那样仅仅针对那四个人的大字报运动中，特别遭到抨击。最尖锐的一些大字报很快就被撕掉了。[61]然而它们还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些事实真相。它们表明，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着“合法的”特权。他们根据自己在等级制中相应的级别，住在和广大群众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里。
此外，这些“合法”特权的存在是获取“非法”特权和有利条件之门，是取得一切可能得到的东西的泉源，特别是那些中层干部，按中国说法叫“走后门”。像非法建造一座别墅的机会，对干部子女的照顾（使他们能上大学，保证他们在被送去的农村的当地干部照顾下不给他们分配太艰苦的工作等等）。无法估计这些“非法”特权到底有多少（它们都是“合法”特权的产物）。但是，根据最近的大字报，特权颇为广泛。国家对此采取既反对又容忍的态度，而本来按道理说，防止这些特权的出现是国家的责任。实际上，这些国家机构的成员同样在享受着这些特权，所以他们对特权的反对只能是有限度的。
最后必须补充一点，由于资产阶级政治关系的存在和高度的集中对于政治领导人的自行补充十分有利，特别是在“集中”大大超过“民主”的所谓“民主集中制”之下。例如，这种自行补充表现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成员们的合作上。这很容易导致拉帮结党和裙带关系。
必须承认，“集中”对于“民主”的优势（就组织形式和政治实践而言）和党内禁止完全自由地发表意见有关。提到这样一点是中肯的，即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有过同样的禁令，只不过相对来说，出现得比较晚，它是通过对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的一项决定进行片面的错误解释而造成的。从原则上讲，这项决议并不是要剥夺发来不同观点的自由，[62]并且它仅仅是作为一种临时措施被采纳的，只有在当时的特定的条件下才有理由那样做。[63]
资产阶级政治关系的存在加上特权制度，形成了布尔什维克思想蜕化变质形态的基础之一（三十年代从布尔什维克思想转化出来的这些意识形态也是为了在苏联的类似的特权进行辩护的）。[64]我想这些关系的存在——假使没有从根本上对它们进行挑战的群众运动——足以说明，为什么中国对斯大林“错误”的批判从未以系统的形式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
在这方面，早些时候提出的问题再一次出现了，但是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即：尽管对这一制度的批判曾有若干次在群众中广泛地开展，但为什么没有发动一切从根本上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关系和集权制进行挑战的群众运动？
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单一的答案。我所能提供的答案的要点都是假设性的和有疑问的。
我所说明的第一点可从现存制度在特定范围内所起的客观作用中找到。从根本上说，这一作用在于保证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某种统一的形式。因此，如果不被另一种统一的形式所替代，这一制度是不可能真正被摧毁的。除非你以另外的东西代替某个东西，否则你是不能真正摧毁它的。但是这另一种统一的形式只能由社会运动本身去发现，理论是无法“发明”的。这里，社会实验和理论批判相结合是不可缺少的。在这一领域中，加强给群众社会实验的限制，使得找不到能够保证群众组织起决定性作用的统一形式，同时也不排除一个革新和改造了的党在思想上起领导作用的可能性。
第二点，必须注意到，广大群众担心现存的统一形式可能解体的心理，有利于防止对现行政治关系进行任何激进的挑战。就这样，上海公社就既不能维持下去，也不能作为样板了。在没有引起任何群众抗议的情况下，公社就被放弃了。最后，革命委员会在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压力下，通过各种社会实践的再生产，逐步在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政治关系存在的一种变相的形式。
尤其成问题的是领导方法，它和真正的群众民主的发展是相矛盾的。后者所要求的是不受妨碍的言论自由和多种形式的群众组织。然而劳动人民进行干预的多种形式只不过是过眼烟云。（干预是通过文化革命初期大批组织起来的造反派组织”，运用大字报发表大量不同意见和创办未经新闻检查的“造反派组织”出版物来进行的。）没有受到批判的党的干部，甚至那些从文化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干部很快就对这些干预形式加以限制。他们逐渐取代了原来群众中不同派别的发言人而成为群众组织的“代表”。这些“代表”逐渐站稳了脚跟，并被结合进了原来的领导机构。这样，他们就和原来的基础一刀两断了。他们还通过让这一基础反复实践来扼杀劳动人民的首创精神，禁止他们发表批评意见。
这种领导方法同向社会主义前进是背道而驰的，向社会主义前进需要彻底的民主。这些方法由于害怕看到再生产过程的统一中断及统一的新形式尚不肯定而得到加强。它们同时又由于文化革命中上来的一些干部被融合进一种没有从根本上受到批判的特权制度而得到加强——某些这类干部一心想保留这一制度以便从中取利。
强制实行这种反民主的作法和遵循真正的革命路线以及毛泽东的某些口号，如“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是相矛盾的、这些作法证实了毛本人在1964年所做的分析：他说，中国共产党从本质上讲并不比其他政党更革命，一个曾经是革命的政党常常会走向反面，变成反革命的法西斯党。[65]这就需要党在允许其它政党共存的条件下保持领导作用，当然不是通过高压手段，而是通过思想斗争。[66]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反民主作法的优势与革命发展的需要是相矛盾的。
我们知道，毕竟只有劳动人民自己才能完成他们的自身解放。阻碍群众活动的前进就等于反对继续革命。在劳动人民的组织自由受到妨碍时，当“统一的思想”强加在群众和党员头上时，革命是不可能继续前进的。统一思想的办法或者是领导上迫害和镇压那些有“不同想法”的人，或者是组织一些讨论会，会上人们不过是重复在当时被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在垄断消息和歪曲历史事实给群众活动的道路设置障碍的情况下，推进革命是不可能的。（因为歪曲历史使群众无法了解自己的历史，从而也就不能在对当前形势采取行动中做到见多识广、消息灵通。）。所有这些障碍最终只能导致群众争取解放斗争的失败，导致全面掌握科学知识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政治活动、开展社会实验和发展科学知识斗争的失败。[67]
一条革命路线如果无视这些要求，或不能保证这些要求得到尊重，那么这条路线就不是完全言行一致的。不管它暂时可能取得什么成就，最终注定是要失败的。在中国，这种失败所采取的形式就是当前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者们搞的政变，加上“自由化”的蛊惑宣传和欺骗性的经济讲话。
当前的道路及其前景
当前的道路的标志不仅是经济主义和唯生产力论，同时确实还有“自由化”的蛊惑宣传。在对群众和革命的镇压正在大规模进行的同时，却大谈什么“百花齐放”，甚至“千花竞彩”。但这些“花”注定了主要是对知识分子而言的[68]——条件是只要他们在关键问题上同意重复党所说的话就行。事实上“服从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句话正在被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而党落入修正主义领导着手中这种可能性（这正与实际情况相符），却被想当然地排除在外。
奇怪的是，现领导正在恢复一些老木乃伊式的党派组织，它们已经不代表任何东西，因为它们不再吸收新鲜血液了。[69]这一企图看来是考虑到毛所提出的各个政党互相监督的必要性，同时也可以说，主要是使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人物安心的一种方法，因为这些党派据说是代表他们的。
就在新领导试图安抚知识分子和旧资产阶级分子的同时，它却强化了工厂和人民公社的劳动纪律，事实上还限制了工农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发展经济”的名义干的，让工人们期望不久他们将会享受迅速增长的“现代”生产资料和尖端武器的好处。要取得这些东西，需要巨大的积累，所以，除了一点余屑外，劳动人民所能享受的主要“好处”就是劳动的强化和进一步受干部、技术人员和专家的命令的约束——也就是国家资产阶级专政的加强。
中国共产党现领导的真正阶级本质在它的国际政策中也暴露了出来。由邓小平阐述的“三个世界”理论的后果，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70]例如，表现在支持法帝国主义对非洲的干涉和支持一些最反动的政权，像非洲的蒙博托，博卡萨和伊迪·阿明以及拉丁美洲的皮诺切特[71]。这一支持的阶级意义反而更大，因为它甚至违反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人民感到这是对他们的民主和民族的愿望的一种污辱，这反而有助于加强社会帝国主义的威信，总的说来，后者的策略运用更为巧妙（即使是在同埃塞俄比亚的殖民主义者一起干涉欧加登的索马里人民和厄立特里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时候）。为了证实中国所推行的对外政策的消极作用，你只消和第三世界的劳动人民谈谈就行了，在他们眼中，中国的威信己经降到了最低点。
还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中国当前的国际政策继续体现在一种试图把中国和世界市场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的外贸政策中[72]，以致中国生产力发展的规模必将越来越取决于这一市场的波动。于是，除隐含在激烈的加速积累率中的危机因素之外，又加上了其它起源于国外的危机因素。
中国共产党的新领导遭到了历史的谴责。从长期观点来着它只能遭到失败，正像修正主义的整个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它将被迫逐渐地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它将在那些今天无法或不愿看到这一面目的人们面前暴露得一清二楚。实际上，这个领导现在正坐在火山上。即使他相信自己的诺言，这些诺言也将被事实所驳倒。的确不错，生产可能在几年内有所前进，特别是那些给予优先权的工业部门，但是工业和农业的矛盾、城市和农村的矛盾、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矛盾、积累和消费的矛盾，最终将会恶化，因为现领导引导中国走的这条道路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
很可能大多数中国人民认为党正在引导他们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许下的诺言将会实现。这种情况，加上那四个人所犯的错误，他们的高压政策所造成的厌倦情绪，说明了为什么有一部分群众以慰藉的心情，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以相当的热情来欢迎现领导。
然而，当虚假的诺言被拆穿时，事情总归要变化的。那时，为社会主义进行过长期胜利斗争的、经过文化革命锻炼的、在实践中亲眼看到这场革命的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积极成果的、敢于向统治当局挑战的中国人民——他们是富有经验的——将继续大步前进。
我们现在无法预见到这一切将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发生，而且将会出现许多曲折，包括党的领导出现新的分裂。邓小平的经典性修正主义路线和华国锋的路线（华看来还企图保持文化革命某些成分的外表形式）之间的冲突正在发展。但这种波动只是次要的，只有中国人民才是决定性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中的健康因素将同他们在一起。
在目前形势下，一切身居国外的中国的朋友们，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有责任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在不干涉中国事务的情况下，首先，他们必须避免做任何可能提高正在把中国拖向通往灾难道路的领导人的威信的事情。此外，世界上其他地方有些人看到文化革命遭到否定，但并不总是明白为什么，可能会对社会主义感到幻灭。对于他们，中国的朋友们必须尽力去解释修正主义路线是怎样和为什么会暂时占上风的。这种解释更显得十分必要，因为它能够从根本上揭露毛泽东路线支持者所犯的错误，也就是导致这次失败的错误。这种知识对所有愿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就可以缩小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或是其它什么地方重犯同样错误的危险性。
这个解释的任务是长期而又复杂的。我已试图在上述几节中开始这一工作。但是我自己很清楚，这最多不过是一个长期的思考过程的第一步，如果要取胜，很多人必须加入进来。总之，我感谢您，亲爱的尼尔·伯顿，正是您的信激励我作出回答，于是我就写下了这些东西，以此作为对我所答应的解释的一点小小的贡献吧！
注释：
（1）下面在专门论述上海公社的各个段落中，我还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2）由于这封信是要公开发表的，所以我或者在文内，或者在注释中详细说明那些不一定所有的读者都知道或记得的东西。例如，我提醒读者：那四个人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王洪文从1973年8月起任党的副主席。张春桥是政治局治委。姚文元和江青都是1969年（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他们在1976年10月的政变中被捕，并且在1977年7月全都被“永远”开除出党。
（3）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弗·伊·列宁著《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2年版）第102页。
（4）哈里?布雷夫曼著《劳工与垄断资本》（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4年版）第16页。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工厂强加给工人的纪律时写以这种惩罚[按：英译本中，‘惩罚’一词作‘纪律’——编者]，在劳动者是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工作的社会状态中，本来就是多余的，……（《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2页）
（5）见邓小平主持制定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6）七十年代初总是提倡“社会利益”。这就是说，在某种限度以内，某些企业的“财政亏损”是可以容忍的，尤其是当这些亏损是同对人民有利的措施有关时是如此——例如控制污染。作为一个无条件的要求，每个企业都必须盈利，就不存在考虑各个企业单位的活动可能产生的各种形式的“社会利益”的问题了。
（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05页。
（8）对于农业产量，能够看到的估计数字很少，特别是具有决定性的“粮食”产量数字更少见，引用这些数字必须有保留。就我所知，中国方面给西方访问者提供的最新数字是1974年的收获量，据称是27490万吨，这是创纪录的数字（包括薯类，也许还包括大豆，稻谷是否指原粮还是碾过的不清楚）。1975年，外国专家主要根据各省的材料估计总产量为2.8亿吨至2.9亿吨。官方材料似乎表明1977年的收获量达到同样水平。这两年的粮食产量顶多和人口增长速度相等。但1970至1975年间谷物产量仍然增加了4700万吨，即19％——成绩相当可观。我们还应当指出，中国于1977年签订的进口谷物合同达到创纪录的1100万吨，而1975年为500万吨，1976年只有200万吨（数字采自1977年1月10日法国《世界报》、《中国季刊》1976年6月号第817—21页和《东西方》1977年第4期第112页）。对西方声称1965-77年是标志着不关心生产的年代的那些人，指出中国的灌溉面积从1964年的3500万公顷，增加到1977年的5500万公顷，共增加2000万公顷（1952年总灌溉面积不过2100万公顷）这一事实不是没有意义的。（参阅德怀特·H·柏金斯：《中国农业发展的限制因素》，载《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局1975年版]第28页与《东西方》1977年第4期第82页）
（9）下面我将探讨这些技术问题如何大部被归结为“农业机械化”的问题，以及其所以这样做的社会和政治原因。
（10）在这一点上，如同在其它问题上一样，在中共领导内部显然存在分歧。新华社1977年12月25日发表毛泽东关于农业机械化的一封信（1966年3月12日）是有象征意义的。那封信虽然赞同实现机械化，但对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操之过急的倾向都提出了警告。毛泽东在信中说：“不能一哄而起”并补充说：“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
（11）对于这家工厂态度的这一‘说明’，使人回想起苏联在三十年代那些抱怨经济搞得很糟（缺货、产品质量下降，等等）的人所作的陈词滥调式的答覆，这种相似令人感到不安。所有的问题当时都归罪于“托派的破坏”，然而在‘清算了托派’之后40年，同样的现象又出现了。顺便提一下，谢墩公社把东方红拖拉机厂的作风跟一家缝纫机厂进行了对比，后者马上就提供了所要的零件。奇怪的是这家工厂是上海第一缝纫机厂，而上海是所谓‘四人帮’猖獗的地方。
（12）请注意，这类事情给公社和工厂的干部和技术人员提供了由各自所在单位出钱去出差的机会。这些出差人员自己好几天不出勤，同时却非常强调要工人和农民作出额外的努力。这也反映了阶级关系演变的方向。
（13）零件问题只不过是粗暴地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所引起的各种矛盾的一个侧面而已。这些矛盾必然要导致机械的巨大浪费，因为这些机器在正常使用它们的必要条件尚未实现之前，就被送到农村去（中国的出版物对于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材料）。另一个问题是机械的保养问题。1977年9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操纵农业机械的人曾在国家办的训练班受过训的只占总数很小的比例。这一点并非偶然。
（14）这个观点更加重视设备的积累，而不重视生产者集体掌握生产过程。
（15）采用这些办法增加生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亚洲其它国家取得高产正是由于采用了这些方法，其作用远远超过了机械化。例如1974年日本每公顷粮食产量为5580公斤，而中国只有1900公斤，稻谷产量分别为6200公斤和3509公斤（见《东西方》1977年第4期第83-85页）
（16）我在《苏联的阶级斗争》第三卷中要谈这个问题，现在正在写。
（17）显然我这里没有篇幅去分析现行修正主义路线跟六十年代初刘少奇及其追随者所推行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有哪些相似的地方，又有哪些区别。在我看来，主要区别在于现在强调加快实现工业化的速度，强调“现代化”等等。其区别看来同国家资产阶级人数多寡相联系，现在这个国家资产阶级对于老资产阶级具有更大的优势。
两者之间的区别也同如下事实相联系，为了打破抵抗（这种抵抗因工人阶级有了文化革命的经验，而只会增长），资产阶级有必要搞“迫切”的“争时间”“比速度”的神话。打着这一“必要的斗争”的幌子，国家资产阶级试图最大限度地加强纪律，加强劳动强度。1977年提工资看来是为了（通过规定提工资的各项标准）来分裂工人阶级，和作为加强纪律和劳动强度的对应物。
（18）承认张的这些重大贡故当然不应使我们忽略他的分析中的弱点，这些弱点表明了客观上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某些局限性。弱点之一是他没有能够说明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变革，真正的社会性剥在的前景。他不谈这个前景，而主张普遍的国家所有制（被错误地称为“全民所有制”），而这只能维持直接生产者跟生产资料相脱离的状况。同样，张没有看到一旦国家所有制占了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就来自国营经济内部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而不再是来自小商品生产。
（19）数字引自《1976年的中国经济》，载《中国季刊》1977年6月，第362－4和38页。
（20）见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指标手册》。根据这同一来源，同期的拖拉机产量（以1000标准台15马力为单位）从23.9增加到180，民用船舶（吨位）产量则从50600增加到335606。
（21）数字据《中国季刊》1977年6月注9。
（22）见《北京周报》1977年第1期，第23页。红卫兵的版本见《共产主义》1972年11月第1期第95页，以及毛泽东《文本1949—1958年》[巴黎，1975年版第190页]。
（23）在我看来，当谈到1966至1976年间实行的革命路线的，这个看法尤为重要。那些年里实际上的政治路线受到下述事实的强烈影响，即最始终如一的革命领袖们（这就是说，首先和最突出的是毛本人）当时相当孤立，比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人们所设想的更为孤立．他们只能部分地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因为他们不得不依靠极不相同的社会政治力量，而且不同时期依靠的对象也不相同。例如在文化革命最初的几个月里，他们依靠的是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后来又依靠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等等。（关于这一点，参阅我在下面关于上海公社的论述，特别是注53）。
（24）见1976年第41期《北京周报》第5页。参阅A. Bouc《整风》一书（巴黎，1977年版〕第159页以下，以及Chen Ying-Hsiang和Claude Cadart合著《毛泽东的两次死亡》（巴黎，1977年版）第97页以下。这两本书的观点和我的观众很不相同，彼此之间也很不一样。
（25）见《毛泽东的两次死亡》第98页。
（26）顶多部分政治局常委曾开了会。
（27）如K. S. Karol著“Da Teng a Teng: Tre anni di lotta politica in Cina”，载Quale Cina dopo la revoluzione culturale, Il Manifesto，第6期，第46页。
（28）见1976年第43和44期《北京周报》。
（29）《解放军报》于10月29日发表题为《华国锋同志是我党当之无愧的领袖》一文。这种说法无疑意味着这件事并不是对于每个人都是显而易见的。
（30）除此以外，如果这场运动不是充满了谎言，那么这个党还像个什么样子？其领导人干了像指在那四个人干的那些事，而没有任何人知情或提出抗议。
（31）11月24日，华在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上的讲活中，就没有再批邓。
（32）这些处决当中，有些是正式宣布的，或者通过电台广播，或者由当局张贴布告。另一些是通过“大字报”传播的，或者人们看到卡车载着被判死刑的人脖子上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对他们的判决。事情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程度，以至有必要公开声明某些判决以缓期执行为好。很难肯定反右斗争中执行的死刑比这次少些。然而不管现在怎么说，看来情况就是如此。目前右派分子回到领导地位，无论如何表明了他们不过是被罢了官。此外，毛泽东的路线是反对大规模处决反革命的。例如在《论十大关系》中，毛写道：“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
（33）例如胡耀邦于1977年12月出任组织部长。他过去是共青团总书记，因持修正主义观点在文化革命当中受到严厉批判。
（34）见Alain Jacob发表在1978年1月13日《世界报》上的文章。
（35）还用得着提醒当1976年2月，华国锋被任命为代理总理时，他建议批邓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吗？1976年11月8日军报提到了这件事，但是显然华在十一大就没有再提这件事。
（36）W. Aschmoneit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权》一文中发展了这个思想：载1978年 Berliner Hefte，第27页以下。
（37）正如Aschmoneit正确地问道；除了存在八级工资制这个事实之外，我们对于这种差别还知道些什么呢？我们对于技术差别，季节性工人的作用，农村小工厂中的工人和城市大工厂中的工人之间的关系知道些什么呢？
（38）Aschmoneit还指出；我们对于人民公社建立以后，改变生产技术的运动对于农村社会分化的影响几乎一无所知。
（39）即使在人民公社成立的时候，这些成分通常是指土改前的社会区分，那已经是二十五年多以前的事了。
（40）当犯了错误被撤掉的干部们受批判时，通常也是用老一套的说法；他们儿子都被指控为“间谍”或者“特务”。江青在文化革命期间就是这样攻击一些文艺工作者的。现在轮到她自己被指控为“间谍”“特务”了。在这里，也是扣帽子而不进行具体分析。重复使用这个方法意味不是向群众解释问题，而是拒绝向他们作任何说明。这样，他们自己的历史就被弄得含混了，而且企图使用篡改过或是伪造的文件以及修过版的照片来破坏他们的历史记忆，从而解除他们的武装，这就不再是缺乏分析的问题，而是蔑视群众的问题了。
（41）这一向前突进是从1966年夏天发展起来的。在这以前，曾进行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学生和青年工人起了先锋作用。当我在1967年夏天访问工厂时，工厂革委会成员们不止一次向我解释地在文化革命开始时，大多数工人都认为跟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甚至让前来串连的学生和其它工厂来的工人走开。只是逐步地，通过紧张的宣传活动；才使广大工人群众参加到运动中来。我提同Maria Antonietta Macciocchi注意到这个辩证法。她从我对她说的那些话中得出一种看法，认为我把文化革命不看作是真正的群众运动，而是“先锋队在意识形态上试图把自己的路线强加于人，其结果是产生一个新的反官僚主义的官僚集团”（见M. A. Macciocchi《马克思之后是四月》〔1978年巴黎启蒙出版社版），第26—27页）。很明显，一个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先锋队是不可能发动家文化革命这样的群众运动的。
（42）要想发现缺乏能力的原因，需要进行长期的复杂的分析，这是我在这里作不到的，而且我也没有掌握这样作所需的材料。这些理由肯定既是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又是政治的。下面我将提到其中一些理由。从意识形态的观点看，这些理由是跟有关的人远没有跟斯大林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彻底决裂这一点相联系着的。
（43）见Aschmoneit《中国》一书第30页。
（44）强制并不一定，甚至也不经常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而采取“社会压力”的形式。此外，必须记住青年下乡（其自该的程度不同）的问题不仅影响到知识分子的子女而且也影响到工人子女。
（45）我在《苏联的阶级斗争》（每月评论出版社1978年纽约版）第二卷的最后部分，分析了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变化过程。这里没有篇幅再谈这个问题。
（46）见Aschmoneit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中国》，第31页。
（47）这个文件的日期是1966年11月17日，是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的小报在12月23日发表的（见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集》〔香港1966年版）第133页）
（48）K. S. Karol《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书谈到了这些事件（伦敦1975年派）第215页及以下。
（49）1967年1月26日《北京周报》第8-9页。
（50）《文汇报》1967年2月6日社论，Karol在《中国的第二革命》的第227页上引用。
（51）见同书第229-231页《中国大陆报刊汇编》第4147号曾重印了这个讲话的详细摘要。也可参同毛泽东《大红书（1949一1971）》，（巴黎1975年版）第224页以下。
（52）见J. Daubier《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1965一1969）》，（巴黎1976年版）第289页以下。
（53）如我们所知：一贯拥护革命路线的人经常不得不依靠各种不同的思想政治倾向（并同它们妥协），这是因为他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少数派地位所造威的。例如，毛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说，根据当时的形势。他不能不依靠林彪（从而依靠解放军），尽管他和林彪在一些主要问场上有分歧。他写道：我的朋友（指林彪，带有讽刺的口气）和他的支持者们强迫我采取行动。显然，除了同意他们以外我没有别的办法。他甚至补充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一个重大问题上违心地跟别人站在一起，这就是所谓不自愿地改变方向。革命领导人的这种相对孤立处境直到1969年党的九大时也没有克服。1971年，林彪垮了，这使得革命领导人们跟那些远不同情文化大革命的地方干部达成协议。这些干部成为政变所依靠的社会政治基础。
下面我将试图分析造成那些主张革命路线的最始终如一、最受尊敬的领导人相对孤立处境的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至于其社会基础，无疑是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相对微弱的比重造成的。这个阶级的积极分子，尤其是青年工人积极分子，形成革命路线拥护者所能依靠的根本基础（一直到最后都是如此），但这个基础在人数上是弱的，因而有必要跟小资产阶级的各种倾向达成不同形式的协议。这些协议之必要性以及达成协议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更激进的理论立场的发展。
（54）Karol在《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书第218—219页上引用。
（55）同书第225页
（56）实际上，人民解放军领导人在若干年内起了决定性的政治作用。有些指挥员无疑赞成革命立场，真正帮助了左派，但他们不是多数。人民解放军是最不革命化的一个工具。当然，1960至1965年间，它经历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然而却是按林彪的观点，按照公式化的老一套的公式进行的运动，其效果最终证明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力量对比从来没有使得革命路线拥护者真正能够解决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的问题。到1967年，毛仍然希望人民解放军能够在干预文化革命的过程中自己教育自己（参见J. Daubier《历史》，第293页）。事实表明这并未实现。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指挥部到头来还是支持了修正主义路线。此外，左派发展工人民兵的努力没有能充分地持续下去。今天，工人民兵实际上被解除了武装，处于解放军控制之下。同时，我们看到反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又重新出现，把人民解放军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57）列宁在俄共八大上《关于党纲的报告》1919年3月19日。
（58）在放弃上海公社的政治形式之后，党的作用和群众的作用之间数度形成紧张局面，但是结果并设有改变实际关系（跟1967年的理由是一样的）。例如，1974年，许多中国工人提出口号：“我们要作国家和工厂的主人，不作生产和工作的奴隶。”那时，他们支持革命路线的倡导者。今天，在政变以后，这个口号被认为是“反动的”（见P. Tissier《中国新领导1977年的经济路线》一书，载1977年11月至1978年2月《共产主义》第68页以下。）
（59）我没有篇幅来谈这个重要问题。简言之，这些分析的弱点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没有对布尔什维克党在三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问题所造成的。这些观点认为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两种形式。这个思想是相当站不住脚的。它并不涉及生产关系的任何改变。而且，按照布尔什维克党在三十年代发展起来的观点，革命报说已经保证在根本上以“无产阶级政治关系”为基础的统治权威的存在，而忽视了同群众相分离的国家机器的存在，因而就使资产阶级的政治关系得以再生产出来。因此，如果对这些观点不加批判，就不可能给群众运动指出它所应冲击的真正对象。关于这个问题，参见B. Fabrègues《社会主义理论问题》，载1977年11月至1978年2月《共产主义》第40页以下，特别是第45-49页。
（60）这些特权的存在可以从Roxane Witke写的江青传（《江青同志》，波士顿，1977年版）中清楚地看出来。这不是那一个个人独有的特权。所有的同级领导人都享有这些特权，尽管今天的新领导试图使人以为只有那四个人享受那些特权。人们知道情况远不是这样的。
（61）能说明问题的是：各个“单位”（工厂、车间、教育机构等等）在组织讨论“限制资产阶级权利”以及“按劳分配”原则的应用时，主要涉及八级工资制、奖金等问题，而从能看到的材料判断，国家官员的高工资（有时比刚进厂的工人高十倍）却从来没有辩论过，甚至在讨论范围最广的那几年也没有涉及到。
（62）关于这一点，见贝特兰《苏联的阶级斗争：第一阶段，1917—1923》，第399页以下。
（63）一般说来，限制表达意见，提供情况，进行讨论的自由（在党内和社会上），作为“保护”统治当局革命性质的一个工具，很容易走到它的反面。它不仅使得形成小宗派、贪污腐化和帮带关系成为可能，而且更严重的是它有利于国家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他们拍政变，使得他们更容易利用对民主的限制去镇压革命派。今天，继苏联之后，中国的经验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不容置疑了。
（以）关于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的转变参见《苏联的阶级斗争：第二阶段，1924—30》，（纽约1978年版）第一章。
（65）这个思想在1964年《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表达得很清楚了。
（66）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一文中指出。“不让发表错误意见”是没有用处的，因为“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在这同一篇文章中，他说“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各党派互相监督”有必要——“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
（67）这种障碍也妨碍了马克思说的“自由科学探讨”，他说这种探讨有许多敌人（《资本论》第一版前言）。
（68）这“百花”显然是掩盖真相的“门面”，主要目的是欺骗知识分子，对他们做了少许小的“让步”。这些“让步”部分是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这是修正主义分子指望实现的，但它们只能是有限的。它们跟修正主义路线支持者们不断号召的尊重权威和等级制是相冲突的。更主要的是这些“自由化让步”不可能发展，因为它们跟修正主义路线的倡导者对劳动人民和不愿否定过去的干部们进行镇压是不可调和的。例如1978年2月13日《人民日报》号召对所有“反四人帮立场不坚定”的干部都要进行攻击，使他们不能不“进行自我批评，讲清楚自己的错误。”从而暴露了这家报纸害怕这些干部“不可避免地”“气候一旦合适就要煽起（政治）动乱”。
（69）例如，1977年12月27日，多年来第一次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民主党派”参加了这次会议。
（70）我这里质疑的是“三个世界理论”本身。要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将占过多篇幅。然而，必须指出，这个“理论”没有科学基础，不符合现实情况。它错误地假定例如在“第二”和“第三”世界之间，同一性可以超过矛盾性，这个思想跟过去和现在的历史所教导我们的一切东西背道而驰。历史表明了使许多“第二”和“第三”世界同家互相反对的深刻冲突（同样也使“第三”世界内部一些国家发生尖锐冲突）。历史和当前的现实也告诉我们，这两个“世界”中的大多数国家对于两个超级大国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的依赖关系有多么大。如我已经说过的，那些“靠权威来使论点成立”的人声称这个理论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并不能赋予它科学价值，这个理论埋葬了阶级矛盾，且不说国家之间的矛盾。除此以外，甚至这种说法似乎也没有多少根据，因为毛没有发表著作讨论这个问题。第一次公开宣布这个“理论”是邓小平在联合国的讲话。
（71）1977年10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智利大使它称他对智利以及其国家元首的印象“极佳”（1977年10月21日El Mercurio以及同一天La Tercera报）。
（72）就这样，中国逐步失去了它作为自力更生建设国家的榜样的地位。 |
发表于 2006-1-9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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